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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文章来源:胡琮禹  浏览数:  更新时间:[2018年03月05日]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一点思考

 

历史文化学院 胡琮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评价。2016 1 12 日至 14 日,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2017 1 6 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可见,打虎、拍蝇与猎狐“治标”式的反腐已经发挥出了效应,成功遏制住了腐败势头。但无论从高层传递的信号,还是长期研究反腐的专家学者口中,如何筑起制度的笼子,通过法治来实现真正的清正廉洁,行治本之策,构建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才是未来努力的方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日渐形成的今天,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种新的载体和途径,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治本”反腐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让廉政思想深入人心。

 

 

一般地,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基本知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评价,廉政文化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

汉字“廉”意为堂屋的侧边,《仪礼·乡饮酒礼》中有“设席于堂廉东上”,引申为品行方正。早在《周礼》中就对“廉”提出了六种具体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主要是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智等六方面的要求。2004 年由李行健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语文教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关于“廉”的解释,用作形容词核心意为“廉洁”,与“廉”的这一用意搭配组成的词组有:“廉耻”,廉洁的作风和知羞耻的心理;“廉洁”,不贪污受贿,不损公肥私;“廉洁奉公”,不贪污受贿和损公肥私,一心为公家办事;“廉明”,廉洁清明;“廉正”,廉洁公正;“廉政”,廉洁从政,使政治清廉;“廉直”,廉洁正直。由此可见,“廉”与“廉洁”的最要害之处即为不贪。

在中国古代,“廉”更是指人对待财物的一种正确态度。《吕氏春秋·忠廉》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的论述。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在这种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就是廉洁从政,简称“廉政”。“廉政”是对公共权力拥有者和公共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要求,“廉政建设”是采取措施使政治清廉,“廉政文化建设”则是促进“廉政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国古代就有廉政文化。“廉者,政之本也”。这是一条垂训后世的经验之谈,讲的是为政清廉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政者,正也”。“官因廉而正”。这是儒学始祖孔子的基本观点。意思是说,执政者,自身要正。只有廉,才能做到正。“正”体现出一种价值观,含有“心正”“言正”和“身正”之意。它既是一杆秤,又是一把尺,称得出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在中国古代,廉政是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传统的伦理学有诸多课目:礼、仁、忠、义、孝、廉等,其中“廉”这一道德修养极受褒扬。春秋时期,法家先驱管仲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是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如有一根断裂,政权就要倾斜。《管子·牧民》篇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三维绝则覆”,可见“廉”的重要。孔子发展了管仲的礼义治国的基本思想,并注重廉耻看作人之价值认定的标准。礼,尊敬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义,公正无私的道理或举措;廉,不贪不污及纯正高洁;耻,为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中,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宋代吕本中《官箴》有言: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意思是说,为官的法则,只有三项,即清廉、谨慎、勤恳。

正是由于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在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造就了一定数量的“廉吏”,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政治清明或“廉政”局面,才保证了一些王朝政权的较长时间延续。但铁的事实是,所有的“廉吏”都没有挽回倾覆的王朝大厦,所有的王朝都灭亡了。这可以说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但当我们追溯历史时,就会发现,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海瑞、包拯等清正廉洁之士寥若晨星,充斥于各朝各代的是大量的贪官污吏,他们无不读圣贤之书,无不讲“修齐治平”,但却几乎无官不腐,无官不招权纳贿、贪赃枉法。腐败现象可谓历史悠久,无处不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腐败就是其中之一。腐败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已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风险、更加严峻的考验,对于腐败行为和现象持“零容忍”态度,持续不断地强力打击腐败,无疑能够优化执政资源、净化执政环境、完善执政生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问题上决心很大、工作力度很大,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据大公网大公资讯 2016 5 12 日的一篇题为《反腐风暴荡涤官场,十八大后落马高官超历史总和》文章载: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导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忧患和紧迫感,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涉及层级最高、形势最复杂而成效也最显著的反腐败斗争。据本报初步统计,迄今有近 160名党政军高官应声落马,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苏荣等“超级大老虎”被缚,不到四年查处省部级官员总数超过之前 60 余年的总和。此外,铁腕惩贪的同时,中央亦以雷厉风行的姿态革新吏治,痛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沉痾顽疾,并积极推进法治反腐、制度反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官场新生态正在逐渐形成。十八大后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反腐风暴,政治局委员 4 人、中央委员 8 人、中央候补委员 12 人被查,31 省区市无“无虎省份”。周永康成为 30 多年来首位被查的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官员,同时也成为首位落马的正国家级领导人,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在凌厉的反腐风暴中,至少有 16 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未被治罪,而是罕有地受到连下数级的“断崖式”降级惩戒,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近年来,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并且被查贪官所任的职务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甚至小官大贪现象也时有发生。在中国腐败现象仍然是较为严重的,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那么,什么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又在哪里?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即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无处不在。它不只是公共官员滥用职权的问题,更是人们为了捞取任何不义之财而滥用职权(不一定是政府权力)的行为。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问题,理论界主要观点有:剥削根源论、体制转型根源论、权力异化根源论、思想观念根源论、需求驱动根源论、综合根源论。本人认为腐败问题相当复杂,“综合根源论”较全面地阐明了其中腐败现象的根源问题。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政治体制根源上的权力失控,有经济体制根源上的利益关系紊乱,有社会发展阶段转型时期震荡的原因,有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主体的根源等。

在众多复杂的产生腐败的原因中,本人以为以下三方面至关重要,即主体,权力运行制度,社会文化氛围、舆论监督和打击惩处力度。从主体角度来说,主体的私利、贪欲起着支配作用,影响其价值观念,容易产生“我想腐败”、“我愿腐败”、“我要腐败”的主观意念和邪想,并直接导向其行动,正如清人王永彬《围炉夜话中》所讲:“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就权力运行制度来说,权力失控,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和不依制而行,使权力操控者有机可乘,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使腐败的主体感觉“我可以腐败”,“我能够腐败”,“我有机会腐败”。从社会文化氛围、舆论监督和打击惩处方面来看,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蚀,社会舆论监督的无力,特别是对腐败现象的打击惩处力度不够,甚至是软弱,法纪不够严明,不能够做到严惩不贷,从而使腐败者心理防卫失当与行为失范,如腐败“合理”的心理、侥幸心理、法不责众的“安全”心理等。这些心理导致主体人格分裂,引起行为失范而成为腐败行为,即“我敢贪”,“我不怕贪”。毛泽东时时以李自成为镜子,为了防止他的政权变质、干部腐败,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惩治腐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不得不杀掉了像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腐败分子。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建议你们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正是毛泽东以史为鉴,对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和果敢严厉的惩治力度,使广大干部谈贪色变,慕而远之,才确保了建国初期一段时间的干部廉政。古语讲:“欲不除,如蛾扑灯,焚身乃止;贪无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惩治腐败的力度要加大,要严惩,决不能姑息,决不能让贪官心存侥幸,罚就罚得倾家荡产,杀就杀得人头搬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对腐败现象的发生及蔓延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条件下,官与民是主奴关系,民主没有土壤,监督不能进行,权力不断异化,腐败的发生蔓延成为必然的逻辑产物。二是中国传统的血缘宗法观念,浓厚的宗族观念使得重人情、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等低俗现象应运而生,由此导致情大于法、徇情枉法等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甚至发展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腐败犯罪。三是传统文化中的“贪渎文化”,利益交换在我国古代就被赋予一种“道德”的含义,比如“轻公德重私交”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备了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使社会惩罚失去了效力。长此以往,贪污腐化的风行在官员中形成以权力谋利的恶习,在民间可造成凡事以钱开路、行贿受贿的歪风。渐而腐败最终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这种被普遍接受了的社会心理则进一步地加剧了腐败。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蚀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至上等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替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导致了贪污腐败。这些外来不良文化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形成了极具腐蚀的社会环境,也是腐败难于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廉与贪是一个不衰的话题。为什么有的官员能够保持廉洁,有的却成为腐败分子呢?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是官员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差异。上个世纪 50 年代,是中国广大干部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那个时候,对于清正廉洁的干部,从领导层到普通群众,大家都尊敬,都支持,他自己进步也快。如果哪个干部有贪污、受贿行为,不但周围的人鄙视他,领导批评他,组织严惩他,就连他的老婆孩子都瞧不起他,为他感到羞耻。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之下,人们不愿投机取巧、通过歪门邪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习惯于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去创造财富,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利益,所以,干部腐败的就很少。

从目前我国查办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凡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地方,也是廉政文化建设薄弱、缺乏崇廉文化氛围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许多干部信奉的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普通百姓也相信“无官不贪”,更有甚者认为廉洁的干部“傻”且“没本事”;“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能受贿、善遮掩的贪官才是“有本事”的“聪明人”。人们把办事送礼奉为行为准则。认为民求官办事者,拿钱理所应当;官为民办事者,收钱合情合理。如果不收礼,要么是嫌“礼轻”,要么是不想给办事。所以,有权办事的干部巧立名目地收礼,求官办事者千方百计地送礼,谁都不想失“礼”。试想,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腐败现象能不滋生蔓延吗?

 

廉洁与腐败,既是一种从政行为,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表现着一定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而这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常常是人们相互影响的结果。人在心理上大都具有从众性,周围的多数人怎样去说、怎样去做,对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导向作用,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无立锥之地,终有根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社会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根除腐败就只能是水月镜花。因此,防治腐败,必须着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崇廉的文化氛围。

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政文化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廉洁的政治文化,这是一种先进文化。它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传播健康向上、积极进取、清正廉洁、有益社会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制度规范等,最终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廉洁自律,淡泊名利,恪守宗旨,执政为民。二是廉洁的社会文化。廉政文化具有道德属性,廉政文化所包含的主要内容,许多都是道德操守和人格境界都不能脱离的道德范畴,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让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和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发扬光大。三是廉洁的职业文化。廉政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既然是文化,就必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自古至今,历朝历代,人民群众所期盼、向往、敬仰的精神追求,正是廉政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热心参与和自觉行动,正是廉政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它要求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克己奉公,遵纪守法。文化和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发扬光大。四是廉洁的组织文化。廉政文化具有社会实践性。廉政文化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廉政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行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要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等公共组织处事公道正派,公正透明,诚实守信,廉洁高效。

早在 2010 年,中纪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廉政文化建设,面向全党全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为根本,以廉政制度和规范为支撑,以群众广泛参与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产品为载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大力培育和弘扬廉洁价值理念,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杜绝或减少腐败现象的源头工程,它可以解决主体“我想腐败”、“我愿腐败”、“我要腐败”的动机问题,可以说是治理腐败和维护社会廉政的关键。“防治腐败,教育是基础。”首先,要树立领导干部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廉洁即为不贪,就是清心寡欲,就能够办事公平、公正,就能够以身作则,就能够产生威严,受到百姓拥戴,正所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北宋包拯《书端州郡斋壁》)。廉洁观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廉洁自律方面。明代郭允礼曾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句名言点出了自律对于廉洁的重要性。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自我管理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廉洁行为的具体要求。因此,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二是勤政清政方面。勤政观体现了中国传统管理理念,有着广泛的认可度。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是受人推崇的一种领导风格。领导干部要“恪尽职守、励精图治”,“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淡泊名利、忠实履职”。清政观是指明智执政、清白做人,是廉洁文化的主要价值观表达形式。领导干部要树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领导就是服务”;“真诚接受监督,实施阳光工程”等价值观。三是克己奉公方面。廉洁文化强调处事公正,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要“清、正、廉、明”;“公而忘私、克己奉公”,在生活态度上朴素从俭, 形成“俭以养性”,“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以廉为荣、以俭为美”的价值取向。其次,培育公民廉荣贪耻、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重点,引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自觉遵守公民基本道德准则。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使廉洁、诚信、勤俭、守法等道德观念成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再次,增强全社会大力支持、有序参与反腐倡廉的责任意识。加强反腐倡廉舆论引导,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使反对腐败、崇尚廉洁的价值理念被人们认同和接受。积极鼓励公民检举腐败行为,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不容忍腐败和抵制腐败的良好风气。引导人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有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

谋求治本之策,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以制度力量清除腐败,确保从政行为和权力的正确运行,从而使腐败行为发生的土壤硬化、碱化,使腐败的主体感觉“我没有办法腐败”,“我没有机会腐败”。为此,继 2012 12 月中央“八项规定”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反腐、监督执纪等文件,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2013 12 月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2015 8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当前形势任务出发,强调“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已于 2016 1 1 日起施行。2016 10 24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7 1 6 日至 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

强化反腐倡廉中监督惩处的力度,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支持。教育的目的在建立廉政的思想价值,制度的目的在于提供廉政的规范准则,但二者都需要现实的反腐倡廉行为的支撑。缺乏政治实践中对腐败的有力监督与打击,则制度不能落实,教育难以见效,廉政文化就建立不起来。因此,监督、打击腐败的实际作为,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让反腐透明化,让群众参与其中,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反腐在赢得了民意的基础上,需要将其向下延伸,关心老百姓身边的腐败,动员更多的基层反腐力量,给老百姓以信心和希望。要让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1 12 日讲话中强调的“四个自信”——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反腐败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使权力者主观上形成“我不想腐败”,“我不愿腐败”的心态;从制度上进行完善堵塞漏洞、使权力者觉得“我没有办法腐败”,“我没有机会腐败”;从处罚上一经查实严惩不贷,使权力者闻风丧胆、谈贪色变,在思想上绷紧“我不敢贪”,“我害怕贪”,“我贪不起”的这根弦。惟如此,反腐倡廉就会取得实效。

最后以林则徐的一副传世警言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纫,无欲则刚”和陈毅元帅《七古·手莫伸》中的名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送给权力者鉴。提醒那些拥有实权的人要加强学习,自觉遵章守纪,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做事,忠忠厚厚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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